650亿元!这项计划比“双一流”的投入多一倍******原标题:650亿元!这项计划比“双一流”的投入多一倍在“后985、后211”时代,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计划投入达317亿元左右。但与面向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相比,“双一流”投入只有它的一半还不到。4月19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在华东师大举行的2019中国教育发展论坛上透露:根据《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这项高职版的“双一流”由教育部“领投”,带动各部委“跟投”,计划总投入高达650亿元。前有“高职扩招百万”,本月又出“双高计划”——其中信号,你读懂了吗?如此大招,你有接住吗?高专数量过半,学生占比不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童世骏教授表示,这意味着更为多元的人群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加速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与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
如何接招?按教育部和财政部新印发的这份《意见》,“双高计划”项目布点50所左右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2019年启动第一轮建设,对入选学校给予重点经费支持。那么,中国接受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人群到底多不多?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在全国2663所普通高校中,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全国普通专科招生368.83万人,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6.63%;全国普通专科在校生1133.70万人,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0.05%。可以说,高职(专科)院校在学校数量上的占比过半,但招生数与在读数规模的占比都不足高等教育的半数。鲁昕举例进行国际比较:在《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名列前5名的美国、瑞士、德国等国中,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比重,德国为60%,瑞士为70%;高等教育阶段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美国占78%,德国62%,瑞士80%。作为部市共建的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导,鲁昕团队也测算出,若我国应用型高校比重达到德国水平,以2018年为例,可培养应用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总量达到514.6万,比目前40%左右的比重增加182万。
人才红利可期,投入还需加码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论调流传已久。但鲁昕个人认为,从数量型红利到质量型红利,她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极其乐观,“不是谨慎乐观,更不是焦虑”。在全球竞争力前十的国家中,基本都已没有人口红利,但却有人才红利。反观第二大人口国,印度人正担心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担,因为没有足够教育资源支撑人口增长,印度文盲率仍有三分之一左右。在进行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研讨中,鲁昕表示在现阶段我国七八亿的从业人员中,若人才比例占到三四成,完全可以通过人才红利,再获人口红利。
记者了解到,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目前每年达八九百万人,这样的人才规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加之今年高职大扩招,高校招生规模将达千万级。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从48.1%越过50%的大关,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转入普及化阶段。另一个大关在城市。截至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9.58%,各地城镇新增常住人口1790万人,仍处于城镇化率30%到70%之间的快速发展区间。“在我国人口‘低生育、高流动、非均衡’发展和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背景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将成为外来人口、国际移民导入和人才集聚的高地,上海区域内部人口空间移动,形成国际社区、外来人口集聚区等非均衡分布,对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带来挑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轩福贞教授表示,未来学龄人口总量将趋于下降,上海需要制定更具时空节奏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将“调结构”的重点转向解决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配足配好教育资源,也看财政投入强度。2018财政年度,中国教育经费4.18万亿元,仍保持占GDP4%比重。当然,对比中等发达国家6%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学经济出身的鲁昕认为,我国这一比例应当至少在5.5%左右,也就是比现在多投约1.5万亿,先超过印度比例,再达到韩国水平。(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瑞哲)
农村濒临灭绝的“老东西”,不见得多值钱,但农民看到就回忆满满******原标题:农村濒临灭绝的“老东西”,不见得多值钱,但农民看到就回忆满满发展是一路向前的过程,农村的发展让农民的生活快速的达到了现代化,各种现阶对农民来说更加实用的物品替代了农村祖祖辈辈,流传了几百上千年的“老东西”,但作为农民回忆的一部分,任何时候,农民看到了这些濒临灭绝的东西,都总能会想起一些人,回想起一些事儿。这是以前农村用来运送东西的木制独轮车,在拖拉机出现之前,农民运送少量的货物、粮食之类的,用的都是这样的独轮车。记忆中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村里有卖货郎和卖豆腐的小贩经常会推着这样的小车,在村子里来回的穿梭,这种车看起来笨重,但有经验的农民推起来也能走的很快。
农民一直以来都习惯烧火做饭,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那时候的鼓风机,只不过不是电动的,而是手动的。农民在烧火的同时,只要用力的抽送拉手,灶底下的火就能烧得更旺,这样屋子里的烟也会少很多,怎么样,佩服农民的智慧吧?
这玩意儿在北方最普遍,尤其是农民吃面条的时候,都喜欢用这玩意把打算给捣碎,然后配上香油,浇撒到面条上,吃起来格外的香。还记得小时候家人做饭的时候,我帮不上忙,所以每次捣蒜的任务都是我的,所以格外的熟悉。当然,除了捣蒜外,还能用来捣芝麻,自制少量芝麻酱就是用这玩意做的。
这东西估计很多人都不太认得吧?轮知名度,这个其实要比前几个高得多,在古代吃的穿的用的,很多都靠这玩意来纺织,身为80后,编者小时候见过家中的奶奶用这东西纺花织线,只不过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现在的小学生可能从小接触的就是计算机了,不过对农村的80后来说,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学过珠算的,而且要背很多使用的方法,据老人讲,这东西以前是村里会计必备的“神器”,而且现在有些农村老人还是喜欢用这东西算账,有些使用熟练地农民,计算速度堪比计算机。
在电子秤出来前,农民就是用这玩意来称量小件物品的,听家里老人说这种秤分为公斤称和市斤秤,而且不像电子秤能作弊,这种老式的撑杆还是比较难作弊的,所以称量东西也比较准确,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估计根本看不懂了,更不会用,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在编者小时候,如果村里谁家有这个的话,那绝对会成为焦点,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基本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搬着小板凳来看,类似于看电影一样,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画质很渣,满是雪花,但那种发自真心的快乐和期盼是高清网络电视带不来了。
作为农村曾经身份的象征,这玩意让农村的不少小伙伴又恼又爱,恼的是大梁太高了,根本跨不上去,爱的是骑这玩意很有意思,虽说那时候个头小,跨不上去,但可以斜着骑,相信很多农村的小伙伴都这样干过。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全部濒临灭绝了,有些农民出于兴趣,可能还专门的收,且不说这些东西值不值钱,如果家里真有的话,相信农民每次看到,总能想起一些美好的过往,也算是,满满的回忆吧。
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原标题:细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李庄避难生活,国难当头,当苦中作乐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有的人沉迷于他们纸醉金迷的爱情生活,有的人却敬佩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真正了解建筑历史人,应当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处的时代,中国根本连建筑史都没有,更不要说让中国的建筑被国际承认。可最终,林徽因因为北京城楼被拆,拒绝吃药,愤懑而死,梁思成先生也被折磨成一身病痛,虽然靠着林洙的照顾得已多活一些日子,可内心的痛苦,无人理解。国难当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中国,而是共赴国难,宁可四处避难,也不肯接受国外友人的帮助。这一点,他们值得所有人敬佩。一、李庄避难李庄是四川一处很小的地方,在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个小地方汇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云集了几乎全国大半的知名人士。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他们的营造学社,同样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避难时光。那是1940年的冬天,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几乎全部的资料来到李庄,并且在这里开展自己的新的生活。了解林徽因的人应该知道,她的性格是外向的,是喜欢热闹的,也是真正过过好日子的人,可李庄的生存环境,根本称不上有多好。
那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居住的小村子,没有先进设施,连吃水都要上村外的水塘里去挑,至于电灯更不用提了,根本不可能存在。晚上的照明,就靠着两盏烧采油的小灯,日子别提有多艰难了。梁思成给自己家取名为月亮田,因为租住的是农舍,外头用竹子围了起来,晚上月光能给招进来,很是应景。当然,老鼠、蛇之类的动物,也会常常出现在房间里。
这里的环境,比起昆明避难的日子还要艰难,后来林徽因的好友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昆明时,林徽因自己经常干着女佣干的活,比如说上街用瓶子打醋之类的。而在李庄,她做了太多太多的家务,大量的精力也放在了这上面,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腰疼到站立都困难,可能这些活看上去没什么,别忘了,林徽因从小长大几乎都是有人照顾的,如果她愿意,去了国外依然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她不愿意。
二、新月才女,昔日光阴林徽因自己是不喜欢做家务的,可当真的困难日子到来了,她也会去做。她曾和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信,吐槽自己做家务活。她觉得并不是不想做这些活,而是这些活浪费了太多的精力,错过了素昧平生但非常有意思的人们,所以她会尽量快点做完活,然后去和他们聊聊,可是家务却似乎永远做不完。
对于林徽因而言,肉体上的痛苦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好在,她还有个爱她的老公梁思成。梁思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的种子,然后再嫁门口的菜园子里种上,不久就结出了果子。当地的农民还不认识西红柿,觉得很好奇,林徽因便给他们无偿送了不少秧苗。农民本来就是淳朴的,见这位相貌不凡的女士很善良,便投桃报李,也送上了自己的善意。
林徽因呢,因为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善意,心情就好起来,家务也干得开心了不少。家里的屋子虽然简陋,林徽因虽然自己说自己不会做家务,可去过的人都会发现这里非常干净整洁。而原本空荡荡的屋子,也开始有了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拜访。有人,就有活力。或许,林徽因的性格便是如此,太爱和人交流了,她擅长从交流中抓住一些灵感,然后让自己的生活绚丽起来。
三、享受生活,绝不会耽误工作林徽因在哪里,哪里便有欢笑。她的性格本就如此,后来李庄的村民都爱来找她聊天,聊聊自己姑娘的嫁妆,自己女儿的聘礼之类的家长里短。一时之间,那份太太的客厅里的欢乐,在李庄也绽放了耀眼的光芒。
而除了生活的日常,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没有忘记工作。他们和同事一起,编写《中国建筑史》这篇巨作,用最原始的手写和石印。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代表了当时最巅峰的建筑文学,更是无数人的心血。可惜的是,林徽因的身体不好,李庄的日子艰难,她的肺病总是反复。
卧床不起的她,总是放不下自己的工作。《二十四史》堆在床头,数以千计的照片草图,都靠着她来整理和校阅。费慰梅回忆她来见林徽因时候的样子,她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那时,她和费正清多次劝林徽因去美国治疗,可都被婉拒。林徽因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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